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有各項事業發展的廣闊舞臺，完全能夠源源不斷培養造就大批優秀人才，完全能夠培養出大師。”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大高校堅持立德樹人，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創新，促進公平和提高質量，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21年，我國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4430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7.8%。在2019年我國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后，總規模又增加了328萬人，毛入學率提高了6.2個百分點。盡管世界上多個國家在步入普及化初級階段后，高等教育學生規模還會繼續擴大，我國也會面臨從普及化初級階段向中級階段、高級階段的發展，但學術界和社會上對此還有一些不同看法，有必要進行討論。
一、研究背景
馬丁·特羅提出的高等教育精英化、大眾化、普及化三階段發展理論，是對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回顧和總結分析，受到學界的關注和肯定，但后來發現在西歐、日本等地“水土不服”，又進行了修正。該理論引入中國后，學界深入討論，并在高等教育規劃和預測等方面得到應用。
（一）國內文獻簡況
2022年1月28日，在中國知網（CNKI）上以“高等教育大眾化”為主題進行查詢，有文獻10542篇。其中，最早一篇見于1985年，介紹當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中日大學校長會議”上，筑波大學校長福田信之的觀點，“大學在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后，就不再是象牙之塔了”。隨后，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文獻數量不斷增加，2008年達到峰值876篇，2021年下降到90篇。潘懋元先生發文最多（45篇）。
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為我國高校1999年開始的規模擴招提供了理論基礎，但多數文獻較為關注15%的標準與實現，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為此，鄔大光與特羅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交流，著力澄清對于大眾化理論理解偏差造成的誤導，強調應準確了解大眾化理論的含義，把握其真正價值，大眾化理論在我國不斷完善與創新。
采用相同方法，以“高等教育普及化”為主題進行查詢，CNKI收錄文獻773篇，僅為“高等教育大眾化”文獻數量的7.33%。較早的文獻發表于1990年，且數量一直增長緩慢，2021年才首次超過高等教育大眾化為主題的文獻數量。期間，別敦榮發表論文23篇，遙遙領先。同樣，關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國內文獻仍然側重50%的定量指標，對于普及化概念及學生結構變化，還需認真研究。
（二）概念梳理
應辨析高等教育普及與普及教育、義務教育等概念。義務教育是國家用法律形式規定“對一定年齡兒童免費實施的某種程度的學校教育”，也稱作“強迫教育”“免費教育”，其對應的英文為“CompulsoryEducation”；普及教育是國家對“全體學齡兒童實施某種程度的普通教育”，英文為“UniversalEducation”或“PopularizeEducation”。許多國家以法律形式規定普及教育的義務性質，稱之為“普及義務教育”。1980年，我國就提出20世紀80年代全國基本普及小學教育的任務；1985年又提出在全國有步驟地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
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與普及教育關于“普及”的含義有所不同，應避免將二者混為一談。特羅用“universal”強調高等教育的普遍性、一般性，甚至全體性，也將高等教育的普遍入學（UniversalAccess）與開放入學（OpenAccess）區分開來。一些國內文獻將普及化英譯為“Popularization”，更加突出普及化的活動和過程，對于受教育人的年齡沒有限制，也不限于普通教育。特羅也多次使用“平民主義”（Populism）一詞，強調高等教育普及化削弱了精英階層、價值和特權（Prerogatives），認為應更為廣泛地入學（BroaderAccess），并把這樣一種觀念與大學服務社會的“威斯康星”理念聯系在一起，還將高等教育普及化、終身學習、學習型社會并列使用，認為這些詞組的指向相同，都是強調破除高校正規教育與終身繼續學習之間的藩籬，把高等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而歐洲一度關于高等教育“寧缺勿濫”的觀念，反映了對于精英主義的喜好和平民主義的厭惡，甚至有觀點認為，“為最大多數人開設的大學‘根本就不是大學’”。潘懋元指出，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上大學只是“少數人的特權”；到了大眾化階段，則作為“一定資格者的權利”；步入普及化階段后，已成為“人的社會義務”。這里的“義務”，是與“特權”和“權利”相對，更多的是指在政治、法律和道義上應盡的責任和工作中應完成的任務，英文為“Duty”或“Obligation”。二戰后，美國大量退伍軍人接受高等教育，促使“任何人都能進入大學學習的觀念”深入人心，“大學不再是培養少數精英人才的場所”。
厘清上述概念，有助于認清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特征，在繼續關注學生規模擴大的同時，深刻認識生源多樣性的趨勢。非傳統學生，特別是成人學生數量的增加，不僅影響到高等教育學生規模的預測方法，也會促進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完善和觀念的轉變。
（三）學生規模預測、規劃與結果
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理論”引入我國后，其理論和實踐得到了應用和發展，也增進了高等教育評價對于數字指標的喜好，而毛入學率作為定量指標比較直觀和易于考核，政府部門和諸多文獻都將其作為高等教育規劃指標和發展目標。
關于我國高等教育規劃目標或規模預測，早期大多低于實際值。伴隨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把握及預測水平的提高，近年來規劃的精度有所提升，如2015年、2020年的規劃目標，僅滯后實際值1年。（見表1）
高等教育規模預測理論與實踐還在進一步探索中，對此不可妄自菲薄。美國高等教育已走過380多年的歷程，在前200多年里，“高等教育狹隘的服務理念”阻礙了高校的發展壯大。1870年，高校注冊學生僅6.3萬人；1909年，注冊學生增加到35.5萬人，1939年進一步擴大到149.4萬人，但一直處于精英化階段，對于高等教育規模預測的研究也不夠深入。美國政府和學界在二戰之前可能并未預計到高校學生的激增，以及大眾化階段的快速到來，1949年高校注冊學生達到265.9萬人，是1939年的1.78倍；更未曾設想20世紀70年代之后高校學生能夠繼續增加，并很快步入普及化階段。20世紀70年代，克爾、特羅、阿特巴赫等知名學者都認為美國高校注冊學生數量將減少，卡內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員會預測大學生注冊人數將減少5%~15%。事后證明，這些預測都錯了。
1991年起，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NCES）每年公布授予學位的預測結果，但誤差較大。1996年對2004—2005學年的預測結果低于實際值13.29%，2000年對2009—2010學年的預測值低于實際值21.64%，而2009年對2018—2019學年的預測值誤差下降到8.88%，預測精度有所提高。2013年，NCES開始公布學位授予高校注冊學生數的預測結果，2013年對當年的預測值僅高于實際值1.08%，而對2019年的預測值則高于實際值14.68%。同時，2013年及之后歷年對2019年注冊學生預測值的誤差呈下降趨勢，2019年的預測值僅高于當年實際值0.46%。
1970年，美國學位授予高校注冊學生858.1萬人，1980年增加到1209.7萬人，2010年達到峰值2101.9萬人，2020年回落到1899.2萬人，（見圖1）NCES預測，2021年后高校注冊學生人數將有所回升，2025年為1993.4萬人、2030年達到2048.2萬人。
通過NCES公布的美國18~19、20~21歲的人口數據，并用22~24歲人口數據的1/3作為22歲人口值，三者相加可以得到高等教育適齡人口（18~22歲）的數量。用學位授予高校注冊學生人數除以適齡人口數，就得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970年為47.5%；1974年為51.3%，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級階段；1987年達到65.8%，步入普及化中級階段；1997年達到78.8%，在即將邁進普及化高級階段時，由于高校注冊學生人數增幅低于適齡人口增幅，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出現下降；2002年達到80.9%，2010年達到峰值94.4%。1970—2010年間，只有6年出現負增長，但2011—2020年間有7年都比上年下降，2020年為88.7%。
二、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預測與結果比較
國內文獻對于高等教育規模預測進行了諸多有益探索，應用了多種定量分析方法，力圖克服預測不準的問題和困難，有些方法能夠較好地回歸歷史數據，短期預測的精度較高，但中長期預測的方法還不是很成熟。筆者對我國“十四五”末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進行測算，并對不同方法的預測結果做比較。
（一）毛入學率增量外推
采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增長量進行趨勢外推，是一種簡捷有效的方法。“十三五”時期，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提高了11.7個百分點，如果“十四五”時期保持此增幅，2025年將達到69.5%，進入普及化中級階段。
（二）GDP因素
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提出人才需求，同時也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資源保障。但GDP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之間的年度變化，并非一一對應的線性關系，通過繪制1990年以來二者歷年散點圖，其3階多項式的相關系數（R2）達到了0.985，（見圖2）高于指數、對數、線性、乘冪的相關系數。如果“十四五”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長5.5%，用圖中公式測算，2025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高達92.6%，即2022年起毛入學率每年提高8.7個百分點，可信度不高。
同時，通過圖2中的公式計算1990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與實際值相比，有14年的誤差值（%）高達兩位數，（見圖3）誤差的絕對值年均11.76%。可見，通過GDP預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方法還要進一步完善。
（三）人口因素
同樣，人口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之間也非簡單的線性關系，3階多項式的R2為0.993，（見圖4）以此計算1990年以來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計算結果與實際值的誤差有3年在兩位數以上，（見圖3）誤差絕對值的年度均值為4.86%，要小于通過GDP測算的結果。
用圖4的公式預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要關注人口增幅的變化。2021年，我國人口141260萬人，僅比2020年增加了48萬人。如把時間尺度向前延伸，2017—2021年間我國人口年均增速為0.22%，如后幾年保持此速度，2025年將達到14.25億人，將此值代入該公式，屆時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59.7%，結果偏低，2022年就可能達到。如果人口出現負增長，用上述公式計算的毛入學率將會下降，可能與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不符，需建立新的測算公式。
（四）適齡人口因素
適齡人口是計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分母，在預測毛入學率時更加直接。但關于適齡人口的定義并不一致，早期有文獻用18~21歲或18~23歲，而NCES用18~24歲，進行比較時需注意統計口徑，目前我國采用18~22歲。我國教育部網站的統計數據，從2008年開始公布精度到萬人的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以此除以當年的毛入學率，可以獲得適齡人口的數據。如2008年總規模2907萬人，除以當年的毛入學率23.3%，則適齡人口為12476萬人。
通過適齡人口來測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見圖5）2008—2021年的14年間，測算結果與實際值誤差絕對值的年度均值為3.49%，精度高于GDP和人口的測算結果。
2011—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均9184萬人。依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給出的人口與出生率數據，計算1989—2002年的出生人口，再計算在此期間每5年人口之和的年均結果（10249萬人），二者相除為89.61%；用此值乘以2003—2007年的出生人口之和8011萬人，2025年高等教育的適齡人口將進一步下降到7178萬人，以此用圖5中的公式測算，屆時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63.2%。
（五）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與適齡人口雙因素
通過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與適齡人口雙因素測算，可以同時兼顧這兩個變量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影響。2017—2021年，我國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年均增加130萬人，可以測算出2025年將達到4951萬人，再除以當年適齡人口的測算數（7178萬人），2025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69.0%。
（六）不同測算方法結果比較
采用趨勢外推的方法，受到“五年”規劃政策變化的影響較大。一方面，自我國“八五”規劃時期以來，各五年規劃期之間毛入學率的年均變化較大，最低年均增長0.9個百分點，最高達到3.3個百分點，（見圖6）2021年又比上年增加了3.4個百分點。如果用“十一五”規劃時期（2006—2010年）毛入學率的增幅外推“十二五”規劃指標，2015年的結果低于實際值10.8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對于毛入學率能否持續保持如此高的增速也有不同看法。
通過單因素測算，用GDP測算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最大，（見表2）可能難以實現；而用人口測算的結果最小，2022年就可能達到，兩種方法的預測結果相差1.55倍。通過適齡人口測算毛入學率的結果高于人口測算結果，似乎偏低，可能2023年就能達到。
雙因素法的預測結果與毛入學率增長量趨勢外推的結果僅相差0.5個百分點，（見表2）“十四五”期間如果高校招生政策沒有大的調整，這兩種方法的預測結果可能會與實際值比較接近。
三、完成規模目標與促進結構優化
“十四五”時期，我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將繼續下降，如果高校招生政策不做大的調整，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也將進一步增長。因而，毛入學率還會繼續提高。鄔大光主張，應“正確認識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內涵和本質，準確把握體系與結構的變化。”
（一）規劃目標與完成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規劃司于2021年12月25日發布消息，指出設置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指標，有利于擴大我國人才培養規模和人力資源供給規模，支撐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2019年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了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025年達到60%、2035年達到65%的目標。
2021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7.8%）離上述2025年、2035年的目標值分別只相差2.2、7.2個百分點。2022—2025年，毛入學率只需年均提高0.55個百分點，就能達到60%；每年提高1.8個百分點，就能達到65%。可見，上述規模目標可能會提前實現。在關注數量指標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優化結構。正如特羅指出，應更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概念，從早年關注適齡人口入學的比例，轉向強調更多的人在家或工作場所參與終身學習。
（二）生源結構的多樣
高等教育規模是優化生源結構的基礎，規模增長使得生源多樣性特征更加凸顯；而生源的多樣性也為高校帶來更多的學生，促進規模進一步擴大。20世紀七八十年代，關于美國高等教育規模的一些預測出現偏差，原因之一在于對人口結構與生源結構的變化預判不夠，特別是對非傳統（Non-Traditional）學生的快速增長估計不足，對美國高等教育面對學生意向和市場需求的響應度和靈活性認識不到位。
一是適齡人口下降低于預期。2000年，美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為1990.1萬人，比1980年下降8.00%，降幅要低于一些預測，主要原因是適齡人口中少數族裔移民大幅增加，部分抵消了白人的降幅。二是高校少數族裔學生增加。非洲裔、西班牙裔和亞裔學生分別增長了56.34%、209.89%、241.50%，而白人學生僅增長了6.40%。三是女性學生增加。1980—2000年，美國學位授予高校女生的數量增加了34.30%，增速為男生的2.74倍，使得在此期間女生在高校學生中的占比提高了4.7個百分點，達到56.10%。四是高中畢業生上大學的比例提高。2000年，有63.30%的高中畢業生進入高校學習，比1980年提高了14.0個百分點。五是成人學生增加。2000年，35歲以上的大學生達到294.2萬人，比1980年增加了85.56%。
另外，高校非全日制學生比例提高。1970年，美國高校注冊學生中非全日制學生占比為32.22%，2000年提高到41.06%。其中，2年制高校學生中，非全日制學生占比從47.02%提高到62.73%。美國就業人口中，學位層次越高，參加成人教育的比例越大，專業博士學位獲得者中有65.50%參加職業教育課程、92.90%參加非正式學習。
相比較，2020年我國普通、成人、網絡本專科在校生人數各有3285萬人、777萬人、846萬人，分別是2002年步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時的3.64、1.39、7.82倍。伴隨學習型社會的建設進程，加之繼續教育政策的完善調整，成人高等教育的需求還會進一步增強，將會促進毛入學率的提升，并進一步改變在校大學生的結構。
中美兩國國情不同，但在人口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一些共性現象，美國高等教育的前車之鑒，在研究我國未來發展趨勢時值得關注，但這并非主張向美國看齊，而是可以從橫向比較的視角，觀察我國高等教育學生規模繼續擴大時的結構性特征，既要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規律和邏輯，也應更好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不能照貓畫虎、刻舟求劍，而應未雨綢繆、防微杜漸。
（三）學位結構與重心
美國高等教育步入大眾化階段之前，在體系結構方面就試圖擺脫精英化教育的束縛。1900年，美國僅有4%的高等教育適齡人口進入高校學習，但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主要特征幾乎均已顯現。研究型大學、贈地學院、初級學院、州立高校、私立營利性高校的出現，改變了美國傳統私立非營利高校占據優勢的局面，大學職能從單一性向多元化轉變，高等教育呈現出多樣性、多層次、多類型的特征，也為學生規模增長奠定了體制基礎。
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程度及其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除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還應觀測高等教育凈入學率、每10萬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每10萬勞動人口接受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等指標。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加之高等教育發展迅速，早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相對較少，人力資源相對指標可能還有差距。2020年，我國18歲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學專科學歷的11073萬人、本科9363萬人、研究生1076萬人，每10萬人口中分別為7842人、6631人、762人，合計1.52萬人。同年，美國18歲以上人口中，擁有最高學位為副學士的2546萬人、學士5579萬人、碩士2386萬人、博士（含第一級專業博士，以下同）807萬人；每10萬人口中擁有最高學位為副學士的7718人、學士16912人、碩士7233人、博士2446人，合計3.43萬人。
相比較，我國18歲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為美國副學士學位以上人數的1.93倍，其中：大專學歷的人數是美國副學士學位人數的4.35倍、本科學歷人數是美國學士學位人數的1.68倍，而研究生學歷人數只有美國碩士、博士學位人數之和的33.71%。每10萬人口中，我國大專學歷的人數略高于美國副學士學位人數（1.02倍），本科學歷的人數為美國學士學位的39.21%，研究生學歷的人數為美國碩士、博士學位人數之和的7.88%。
人力資本是人才培養多年的積累，需及時優化教育結構。從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看，我國2020年的數值與美國1975年的相當，而該年美國在校大學生1118.5萬人，僅為我國2020年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的26.73%。但從學位結構看，2020年我國普通本專科在校生與研究生在校生的比值為11.47，如果計入成人、網絡教育學生，該比值會更大，而1975年美國在校本專科生與研究生的比值為7.43，2018年又降到6.47。
盡管我國每年專科畢業生、授予本科學位的數量早已超過美國，授予碩士學位的數量也將超過美國，但2020年我國授予博士學位65585個，只是美國1974—1975學年的77.25%、2018—2019學年的34.97%。（見表3）我國授予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在總量中的占比也都低于美國，而且學歷層次越高，差別越大。另外，2020年，我國授予的碩博學位的比值為10.71，而美國1974—1975學年為3.50、2018—2019學年為4.44。綜上，我國高等教育的相對規模和重心均低于美國，要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和人才強國，還需繼續擴大規模和優化結構。
另外，“十三五”時期，我國穩步擴大專業學位研究生的規模，科學調整研究生培養規模和結構。2020年，66.25萬碩士畢業生中，專業學位碩士生占到55.77%，比2016年提高了13.09個百分點；但6.62萬博士畢業生中，專業博士畢業生僅占4.03%，比2016年（4.20%）還略有降低。2020年，博士招生11.60萬人，其中專業博士占到11.82%，占比有所提高。相比較，從1971年開始，美國授予的博士學位中，一直是專業博士學位的占比更大，1985年授予的專業博士學位是學術博士學位的2.06倍。
四、結語與建議
20世紀末，世界上已有20個國家（地區）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2018年進一步增加到76個，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于80%的有26個。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一些方面驗證了特羅的高等教育三階段發展理論，也對該理論進行了修正和完善。當前，在繼續關注高等教育學生規模增長的同時，應認真研究和推進其結構優化。
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增長量進行趨勢外推簡潔實用，復雜問題簡單化有時意味著易行和有效，但也需考慮高校招生政策變化的影響和周期性變化。通過對GDP、人口、適齡人口等單因素預測毛入學率，一方面應在測準自變量上下工夫，另一方面也應加強對于不同方法的相互比較，避免先入為主和認識偏頗對預測結果綜合研判的不利影響。高等教育總規模與適齡人口雙因素法的短期預測結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應關注人口和教育政策變化的影響，適時調整對自變量的預測。
同時，鑒于高校中非適齡學生人數與比例不斷提高，建議進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的統計指標，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反映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學生結構和人力資本狀況，進一步提高預測水平，為規劃編制與計劃工作提供更為科學的參考依據。
當前，創新驅動發展在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中正在發揮重大作用，對于各種人才需求更加迫切。2020年，我國高中階段（包括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1276萬人，有1071萬人參加高考；當年普通本專科招生967萬人，占到報考人數的90.29%、高中階段畢業生的75.78%，上大學難的矛盾已經大大緩和。與此同時，研究生教育的供需矛盾則更加凸顯。2021年，碩士研究生考試報名人數達到377萬人，但只有27.78%的考生被錄取，相當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高考錄取率。2022年，碩士生報名人數再創歷史新高（457萬人），如果錄取人數不能相應提高，錄取率還會下降。
從全球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看，學生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是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應有之義，是提高一個國家勞動者受教育年限、人力資源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路徑。伴隨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縮小，將進一步提高我國勞動者素質，更好地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滿足人民接受教育的需求、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特羅強調，美國當代高等教育的功能和結構與其他國家有很大的不同。中美兩國具有不同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比較有助于鑒別差異和特點，通過預測可以預見未來發展的態勢，厘清相關概念，探究內涵式發展的邏輯和規律。高等教育普及化將產生革命性的后果，學生規模增長在引發學生結構變化的同時，各種類型的學生采用多種方式接受高等教育，也帶來了對于高等教育認識和態度的變化。高等教育不再是人生學習生活的終點、學制層次的塔尖，而只是像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一樣，作為終身學習的一個階段。
要從人口大國邁向人才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充分認識和發揮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堅持中國特色，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加快培養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迫切需要的德才兼備高層次人才。為此，建議完善符合教育規律和需求導向的人才培養結構，優化高等教育學歷層次體系，加快培養理工農醫類專業緊缺人才，促進研究生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更好地與人才需求數量和結構相適應、相協調，與經濟社會需求和發展相吻合、相銜接：充分認識研究生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適度超前布局博士研究生招生規模；堅持職業教育的教育類型定位，發展多種層次和形式的職業教育，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完善成人教育政策法規體系，拓展非學歷教育和非全日制教育，鼓勵和激勵終身學習，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和構建學習型社會多做貢獻。穩步擴大學生規模，提升學歷層次結構，加快學科專業結構調整，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高質量邁向高等教育普及化中級乃至高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