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
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強調，“要完善以健康學術生態為基礎、以有效學術治理為保障、以產生一流學術成果和培養一流人才為目標的大學創新體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作為科技成果的重要源泉，國家科技創新的關鍵力量，高校有著學科齊全、人才聚集等優勢，攀登創新高峰責無旁貸。只有通過改革激發創新活力，涵養潛心攻關的定力，形成產學研一體化合力，方能實現更多的“從0到1”的突破。
在此背景下，云上高博會聯合高校科技團隊共同采訪了致力于科技成果轉化的各方專家力量，力求真實記錄各級政府、各高校、各科技服務機構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方面的工作和努力，同時宣傳高校科技工作者為國為民、勇攀高峰的科學家精神。
嘉賓介紹：
羅林波
羅林波，湖北省知識產權與創新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中部知光技術轉移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負責國家知識產權運營公共服務平臺高校運營（武漢）試點平臺、國家技術轉移中部中心技術轉移綜合服務市場和中國科協（武漢）海外科技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3個國家級平臺的建設和運營管理。從事高校科技管理、高校成果轉化、知識產權運營、產業孵化相關工作二十年。
主持人：“落地難”、轉化率低是我國現如今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遇到的大問題，但這種情況并不是中國獨有，而是世界性難題。在您看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轉化率低是哪些原因導致的？
羅林波：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多方面原因導致的。第一、從供應端來說，高校很多研究都是基礎研究，離轉化還有一定距離；而且現在的評價導向，如學科評估、教授評聘與考核偏重論文導向，對專利轉化考核的指標權重不太高，這也導致科技開發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轉化動力不太足；此外，部分擬轉化的成果本身質量也還存在一些問題。
第二、從需求端來說，國內目前只有少部分企業重視創新，很多地方制造業企業和工業企業還不太重視創新，讓它們真金白銀地掏錢參與成果轉化比較困難，企業整體投入成果轉化的經費還不是很多，總的來說企業的動力和投入還不夠，需求牽引力不強。
第三、從中間成果轉化服務來說，目前還比較缺少專業的服務平臺和隊伍，體制內或者事業單位的成果轉化平臺相對較多，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轉化這項工作不是搞幾場簽約活動就能解決。體制外的市場服務機構也很多，但大多數停留在較低的知識產權代理、中介、高企申報等工作。
另外，最近幾年出現了很多成果轉化對接信息平臺，但科技成果轉化不像買衣服、賣鞋子，建個線上平臺就能解決問題。高校成果轉化工作，還是需要細分領域復合型專業隊伍長期地、扎實地工作，線上線下結合，體制內體制外結合，大家一起努力，久久為功，才能取得成效。
其實，國內已經有不少技術經理人才儲備，高校院所科研成果轉化部門、校辦企業、科技園、工研院、產研院等內部有大批量的人才做成果轉化工作；企業也有人從事技術轉移對接工作，如研發部門、研發中心的工程師們，山東的京博石化就有20個專職的技術經理人在全國各地找技術，一年還拿出10到20億立項，專門用來解決成果轉化對接問題。
總之，目前國際競爭和國內創新驅動發展的形勢都非常需要高校加強加快成果轉化工作，但只有供給、需求和服務三方面的力量同時提升，成果轉化工作才可能做好。
主持人：高校成果轉化的難點或者說關鍵點在哪里？
羅林波：高校成果轉化的政策難落實，阻力主要來自“五不為”，概括起來就是不愿為、不敢為、不好為、不會為、不作為。“不愿為”主要是指高校院所領導、管理部門對成果轉化不重視。“不敢為”是指高校管理人員和科研人員不敢從事成果轉化，特別是領導干部，巡視、審計工作等讓人有后顧之憂。
“不好為”是指成果轉化人財物投入不夠，高校成果與企業需求失配，成果供需對接不順暢等。“不會為”是指沒有專業平臺和團隊，或者能力不夠；吃不透國家、教育部改革精神；具體政策理解不到位；操作模式與流程不會，要點把握不準等。“不作為”是指落實教育部文件不到位，或者工作浮夸，搞形式主義。
但整體來看，最關鍵或者說最難的點是“不會為”。做任何事情都是存在困難的，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都或多或少存在政策與環境支撐不夠，人手不足、經費不足等問題，但辦法總比困難多，做事的人從來不抱怨環境，不只找客觀原因。我認為，當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突破口還是從我們自身出發，關鍵還是需要一套好的轉化模式、路徑和具體辦法。
同時，一定要有一批熟悉政策與實操的人才隊伍，應該加大對職業技術經理人培養力度，大力發展成果轉化服務業，要有一批人精通成果轉化政策、模式與實操。同時也加大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員、企業工程師的培訓，讓他們了解國家政策，了解成果轉化的典型模式，配合成果轉化的專業管理人員、從業人員做好這項工作。
活是人干出來的，光靠少數分管領導干部重視和喊口號是沒用的，宣傳、動員、培訓非常非常重要。我建議：各地的黨校、行政學院把成果轉化的形勢、政策、模式列入課程體系；各高校加強成果轉化相關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如知識產權管理運營、技術轉移、科技評價、技術創新管理、科技金融等；社會各界加強非學歷教育培訓，加強技術經紀人、技術經理人培養。
主持人：您認為高校科技成果采用哪種方式轉化最為合適？
羅林波：教授創業、技術入股、工研院、產研院等方式都很好，但我認為最合適的方式還是產學研融合。
高校的主要職能是教書育人，不是辦產業，最適合高校成果轉化的模式應該是產學研融合。不是所有的教授都適合辦企業，甚至可以說大部分教授都不適合辦企業，畢竟一個企業并不只需要一個產品，而是需要一系列產品，但一個科技成果只是產品的一個部分。教授還是干教授的事情，科研攻關、教書育人，企業干企業的事情，抓生產、促經營，但是大家要密切配合。
橫向項目合作、校企研發中心、技術創新中心、產研院、工研院等等，都是產學研融合的模式之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選擇合適的就行，形式可以不一樣，目標一樣就行。關鍵是人要在一起合作，心往一處使，無論是教授進企業，還是企業找高校，都可以；各干各的，就脫節了，成果轉化很難完成。
如果教授和企業工程師們天天泡在一起，聯合攻關，產學研深度融合，那成果轉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現在，社會整體還是不太了解和重視成果轉化，配合不夠，企業忙于生存，高校忙于發論文，政府、事業單位忙于搞成果轉化活動，缺乏整體策劃與聯合行動。我國需要高校和企業各往前走一步，建立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主持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對知識產權信息服務有很高的需求。那在您看來，知識產權信息服務該如何做？
羅林波：現在做信息服務有三股力量。一是高校圖書館和科技情報工作人員。2017年12月國家知識產權局、教育部聯合發布《高校知識產權信息服務中心建設實施辦法》，依托各個高校的圖書館建設一批國家知識產權服務中心，開展知識產權信息服務和人才培養等工作。
高校圖書館做信息服務，優勢是比較擅長數據檢索分析，且與高校教師打交道比較多，其劣勢在于其對產業、對成果轉化了解不夠。第二股力量是市場化的知識產權服務機構，有做得不錯的，部分機構熟悉高校科技創新需求，部分機構善長企業服務，但全國來看整體力量有待加強。
第三股力量是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各地的審協中心，或者知識產權出版社、專利開發公司孵化的企業，他們做的報告整體而言質量比較高，但有時存在為了寫報告而寫報告，沒有起到真正的產業技術導航與預警作用。
專利信息服務如同行軍打仗的偵查、情報工作，科技創新與企業經營的決策者需要信息情報支持，來判斷整個戰場形勢與走向，從而政策決策如何布局、防御與進攻。因此，對高校成果轉化而言，專利信息服務一定要為投資孵化、技術路線選擇、專利布局卡位來服務，要與產業方、高校方配合起來才能發揮最大效用，不能自娛自樂。
主持人：高校專利轉化率低的原因之一是部分高校科研工作者是為了完成工作任務而申請專利，有的地方稱之為“指標專利”甚至“垃圾專利”，這些專利增大了分母，嚴重降低了專利轉化率。在您看來，高校應該如何建立專利申請前評估體系？
羅林波：國知局和教育部都在關注這個問題，并且也有明確的指導意見。結合我們從業人員的體會，我認為：
首先，職務科技成果要披露。項目結題后要報告學校，橫向項目、縱向項目產生了什么成果，哪些申請專利，都需要向學校報告，不能自行決定是否申請專利，更不能偷偷摸摸自行轉化。
其次，學校拿到成果披露情況后，要評估成果的產業化前景和專利批準可能性。如果項目成果具備產業化前景，那么就需要考慮成果專利批準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說競爭對手已有相關專利卡位，那就沒有必要再去申請。當然，如果專利本身不具備產業化前景，那也沒必要申請專利了。
總而言之，是否具備產業化前景是專利申請前評估的重點內容。現在很多專利代理機構不考慮專利的產業化前景，只在意專利能否申請下來；另外，一些做成果評估鑒定的機構只考慮技術是否先進，是否填補了國內外空白，卻不關心該成果是否能在市場上規模化應用。 對專利申請前評估而言，我認為技術先進性和市場前景是需要重點考量的因素，當然也要兼顧專利批準的可能性。
專利評估本身也應該具備科學的評價指標、專業的評估隊伍以及一定的經費保障。專利評審是耗時耗力的工作，不能僅靠幾位老師參與決定，而應該建立一個專家庫，當然，出于技術保密的考量，專家庫最好不要找校外專家。此外，在保證不泄密的情況下，專利評估可采取人機結合的模式評審，由機器進行初評，初評有問題的，再由人來評選。畢竟，每天請專家老師來評審，工作量太大，假設一個學校一年申請2000件專利，每個星期都需要評估好幾十件專利，那只能天天開會了。
當然，人機結合的評估模式也需要探索。機器初評要注意兩種情況，一種是重大重點項目，根據成果完成人自己提供的資料評估之后打分很低，這種要預警，要人工干預，可能存在職務科技成果流失的風險；另外一種是沒有任何項目支持的成果，項目持有老師自己打分很高、估值很高，這種就需要防止產生垃圾專利、灌水專利，這也需要人工干預。
2020年，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部聯合發布了《關于提升高等學校專利質量促進轉化運用的若干意見》，對開展專利申請前評估做了指導，但如何落地還需要探索。誰來干、怎么干、經費預算、評價指標都需要落實，這也給許多高校內部管理人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困擾，大家都在探索階段。相信過一兩年之后，經過全國各高校的探索與交流，專利申請前的評估會建立起一套科學的評估指標與評估方法。
主持人：科技成果轉化常常面臨科研人員與企業對成果認知不同的問題。比如說，成果持有老師與轉化企業對成果的估值不同，一方根據科研投入、專利質量進行估值，一方根據市場進行估值。您怎么看待這種認知差距？
羅林波：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市場上任何東西都是賣方希望賣高價，買方希望物美價廉。但目前確實存在一些老師心態不正，覺得自己的科技成果是全世界最厲害的，是自己的寶貝，所以漫天要價。當然，這也可以理解，教授離市場太遠，不了解市場行情。同時，也有一些企業不能慧眼識珠，覺得高校老師都很務虛，事實上很多技術都是璞玉，經過打磨之后就能變成寶玉。
我建議，如果大家確實想合作，就應該坐在一起、坦誠交流。另外合作模式也可以創新，教育部科技司雷朝滋司長鼓勵開放式許可模式，倡導高校通過普通許可而不是獨占許可的方式實施專利轉化。我覺得這是一種可嘗試的機制，國外也有通用做法。
專家教授的科技成果以前都是賣給一個企業，但運營過程中，這個企業可能自身經營不善，熄火了，還甩鍋說高校的成果技術不行，這樣成果轉化率就會很低。其實高校可以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一個好的科技成果可以同時許可給多家企業，前期不收費或少收費，等賺錢之后，再根據銷量提成。這樣既可以消除企業因過高的許可費或風險而產生的顧慮，也可以規避某一兩個企業由于自身設備、資金、管理、經營、市場營銷等各方面因素導致成果轉化失敗，這樣可能提高成果轉化的成功率。
當然，這種方式并非毫無問題。對于獨立成件的產品，如杯子，賣了多少件顯而易見，提成比較容易；但對于大的系統化、集成化的產品如手機，收益計算與分配就比較難。比如，假設教授只負責某個改善手機畫質的軟件算法研究，它對最終產品的利潤率貢獻有多大，專利許可最終如何提成等等，很難計算、很難確定。另外，企業如果沒有契約精神，賺錢了不跟高校說，虧錢了才抱怨，高校老師也看不到財務報表，就只能悶聲吃大虧，所以很多老師還是希望一錘子買賣。
不過開放式許可是一種新的模式，既降低了企業的實施成本，也減少了成果轉化失敗的風險，值得探索。